【快印客導讀】史上，為印書而雕的木版與紙張結合的一剎那，人類歷史從此涅槃重生。印本書進入人類文明的歷程，文明不再混沌。

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曉當初將二者結合的智者們姓甚名誰。但我們知道，他們是中國人，是我們的祖先。

著名學者白化文先生對書版曾有一比，“中國古籍，除了抄錄出的鈔本以外，全是發明印刷術的中國人應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來的，中國印刷術及其書版，應該說是中國乃至東亞等某些國家的印本書籍的母親”。

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將古籍版片納入常規申報，這不啻一個遲來的邀請，約我們就此踏上古籍尋祖探親之路。

雕版印刷，輝煌文明

溯文明之河而上，我們今天仍然在尋覓雕版印刷的源頭?？脊虐l現、科學研究延伸著人們的視線，我們正在知道并期待還會更多地知道在中古發生的有關雕版印刷的事情。

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在版料上雕刻圖文徑行印刷的技術這樣一路走來。這足印，是世界印刷術嬰兒期蹣跚學步留下的痕跡。

有關研究表明，大約在公元3世紀，我國就已經具備了規范的文字、成熟的雕刻技術、物質材料及圖文轉印術。這一切，無疑為雕版印刷的誕生鋪就了溫床。隋唐文化繁榮發展的社會需求，遂使雕版印刷術應運而生。

關于我國古代雕版印刷，主流的說法是其發端于唐，奠基于五代，興盛于兩宋，延袤于元明清，至民國而式微。

1966年在韓國發現雕版陀羅尼經，刻印于 704—751年之間，為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攜走、現收藏在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其隨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而呈現于世，再現了千余年前中國唐代印刷術的精湛技藝與迷人風采。

9世紀時，中國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杜f唐書》上的一條記載，為人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大和九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歷書。由此可以想見，當年民間刻印歷書的風行。否則，皇帝何以要親自采取整治行動。

五代時期，不僅民間盛行刻書，官府也大規?？逃∪寮視?。自后唐明宗長興三年(932)起，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前后22年刻印了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兩部。

宋代雕版印刷更加發達，技術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成都刻印質量為高。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張從信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經》，費22年，計1076部，5048卷，版片達13萬塊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書。

元、明、清三代從事刻書的不僅有各級官府，還有書院、書坊和私人。所刻書籍，遍及經、史、子、集四部。

在中國雕版印刷光輝燦爛的歷史中，彩色套印技術呈現的瑰麗，讓任何文字描述都黯然失色。北宋初年，四川就流行用朱墨兩色套印的紙幣。14世紀時元代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兩色刊印的《金剛經注》，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紀末，套色印刷廣泛流行。明代萬歷年間的凌、閔兩家都是擅長套色印刷術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術又得到進一步提高。這種套色技術與版畫技術相結合，便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套色版畫。明末《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都是古版畫的藝術珍品。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親眼目睹的榮寶齋木版水印技藝，是雕版印刷王冠上的珍珠。源于雕版印刷的這一技藝，運用極精確的表現手法，畢肖原作，幾可亂真。榮寶齋制作的木版水印畫中最著名的要數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復制過程歷時8年，雕刻木版1667塊，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與原畫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貴顏料。榮寶齋曾流傳一段佳話：上世紀50年代，榮寶齋的經理把著名畫家齊白石請到店中，在他面前掛出兩幅《墨蝦》，告知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跡。老人端詳了許久，最終搖著頭說：“這個……我真看不出來?！?

雕版印刷術是珍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印刷術古老的技術源頭。它為人類的文化傳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中華民族因它的饋贈，擁有了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

雕版印刷的歷史，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之情澎湃。隨著人類認識自身能力的進步，我們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有更多的期待。

古籍版片，你可安好

保護中的雕版不同于它所印刷出來的書本，每一塊雕版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都有它自身的特征。相比存世古籍，它因體積大保存不易、存世數量有限更顯珍貴。2009年，以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金陵刻經處、德格印經院為代表的雕版印刷，被批準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目錄”。

一份關于現存古籍版片的初步調查，讓人視之心里并不輕松。作為古籍版片的故鄉，我國現存版片的數量，尚不清晰。從已經報上來的數字看，存世版片超過百萬?！半m說歷史上屢遭政治動蕩兵燹水火，但先人在遺留給我們大量典籍的同時，也保留下來一批寶貴的原刻書版。據我初步統計有150萬塊以上。”北京大學教授肖東發的統計，比上報統計，顯得樂觀。

我國目前藏有較多雕版版片的是北京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浙江圖書館、廣陵古籍刻印社、德格印經院等機構。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為官刻版片，即清內府和武英殿所刻，總量有23萬片，含藏文和滿文大藏經版。其中最早的是明代內府所刊刻的《性理大全》《文獻通考》《五經四書大全》等書版。原藏于國家圖書館的乾隆《大藏經》版片，上世紀70年代移藏首都博物館。

浙江圖書館則收藏了民國初年興盛一時的南潯嘉業堂藏版，《適園叢書》《四明叢書》《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章氏叢書》都在其內。

四川德格印經院清光緒年間書版曾達30多萬塊，清末土司內亂時流失不少，1978年清理統計存有21.7萬塊。該院院長澤旺吉美活佛提供的最新數據是藏版32萬片。此外北京云居寺、福州的涌泉寺、泉州的開元寺及西藏納塘寺、拉薩布達拉宮、青海塔爾寺、青海拉加寺、甘肅拉卜楞寺、甘肅卓尼禪定寺等多個印經院，以及金陵刻經處、揚州藏經院等也都藏有不同數量的版片。

廣陵古籍刻印社現存清代和民國古籍版片計16.7萬余片，其中不乏影宋、影元和影明刊本，展現了宋、元善本的雕版風貌，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此外，中國書店所藏版片6萬余片。

毋庸置疑，在科技飛速發展中，雕版印刷這種成本昂貴的古老印刷術終將走向消亡，消失在文明的進程之中，唯一留下來的只有一塊塊無言的雕版。拂去現存雕片的蒙塵，我們可以看到蟲吃鼠嗑、水火災害、霉爛留在它們身上累累疤痕，也可以看到讓人痛心的人為傷害。

版本目錄學家沈津曾說，書版難有百年長守之局。以毛晉汲古閣而言，當年刻書之多非晉莫屬，然時過境遷，晉刻精本之品，卻為后人作薪炊之物。傳晉孫不知何名，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獨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版而嘆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

沈津認為，大量的書版都是為兵燹之因而毀。一場兵火焚掠之后，藏書家所有奇書秘冊，頓時灰飛煙滅，其中應有大量私家坊間刻書的版片。其次，是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被人為地扼殺，被大量毀掉。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因“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前后近20年，毀去圖書三千余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全書》收書相埒。在收繳過程中，接踵而來的則是作者著作的書版。收繳的版片有三種下場：交玻璃廠作柴火;劈銷;尚可鏟用者，作為刊刻別項書籍之用。

然而，版片即使保存在皇家的武英殿中，也并非萬無一失。同治八年武英殿被火燒毀正殿、后殿、殿門、東配殿、浴德堂等處，書籍版片毀去不少。實際上，在被火燒之前的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九，武英殿官員即有折子報告：本處查順治年間《御注孝經》，本殿現有庫存書三十九部，其版片無存。又查雍正年間《御纂孝經集注》，書版俱無。為此呈報。

同治八年之后的光緒二年，左宗棠奏準請領書籍現存書版，但他只取到《佩文韻府》《袖珍淵鑒類函》《唐宋詩醇》《十三經注疏》《文獻通考》《前漢書》《后漢書》7種，而《周易折衷》《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三禮義疏》《性理精義》《唐宋文醇》《袖珍古文淵鑒》《史記》《四書》《文選》11種的書版，已無蹤跡可尋。

由沈津先生講述的故事，不由想到，浙江嘉業堂版片的經歷，是離今天最近的往事。嘉業堂藏雕版來自三方：浙江官書局以及浙江圖書館刻的雕版、嘉業藏書樓主人劉承干刻的雕版與社會各界捐贈的雕版。劉承干刻印古籍始自1913年，20年間，先后刻書187種30001卷，所刻雕版近40000片。但此盛景只是曇花一現。上世紀30年代，由于家庭經濟原因，更由于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民族災難，嘉業堂由盛轉衰，書樓以及雕版庫房因疏于管理和修繕，逐漸破敗。1951年四五月間，由于雕版庫房一度被征用為醫院病房，版片被移到露天堆放達兩月有余。同年7月，浙江圖書館收回嘉業堂書樓東側四進平房，版片才重新回到庫房。直到1984年，浙江圖書館對書樓和雕版庫房進行了嘉業堂建立近百年來的第一次維修，版片存放條件才有了改變。2009年，浙江圖書館將雕版庫房的改造列入“嘉業藏書樓雕版保護工程”。有關研究人員在雕版建檔過程中，總結出了一套雕版印刷的程序，發現了一些早年運到嘉業堂存藏的印量不大存世較少的珍貴雕版。

浙江嘉業堂版片的經歷，何嘗不是現存版片經歷的縮影?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嘉業堂版片際遇，是令眾多版片羨慕的。

即將走上探望印本古籍母親之路，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腦海中又一次出現這樣的場景：

白化文先生站起來，向在座的學者深深地鞠了三個躬?！鞍嫫軌虮恢匾暺饋?，加以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耄耋之年的白化文先生，又一次說出心中的記掛。

白先生并不孤獨，他說出的是中國古典文獻學學者心中的共同之思。古籍版片終將進入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申報。

即將上路的此刻，我們心中充滿期待。因為，我們的努力，不僅告慰先人，也造福來者。